第十四编 财政 税务
第一章 财 政
第一节 财政体制
清末，财政集权于中央，县级收入全部上缴，财政开支，按规定支领。民国初期，划分国家与地方财政收支范围，县财力很少。1930年，县财政正式建立预算制度，分岁入、岁出经常门和临时门，此制延续到1938年。
抗战时期，抗日民主政府建立财政预决算制度，实行统收统支管理体制。建国初期，财政体制实行统收统支，地方收入一律上缴中央，开支由中央核定。招远县财政受莱阳行署直接管理。1953年，实行中央、省、县三级管理体制，招远县财政正式办理预决算。农业、工商各税全部上解，屠宰税、牲畜交易税和房屋契税归地方收入。1954～1958年，财政体制实行收入分类、分成办法，地方收入分固定收入、固定比例收入、调剂收入3种，地方固定收入与地方正常支出相抵，不足部分先由固定比例收入划给，再不足时，则从调剂分成收入划给。年初核定，多收多支，结余留用。1959年，财政体制改为收支下放、总额分成的办法。即“收支下放，计划包干，地区调剂，总额分成，一年一变。”是年，县分成比例为58％，1960～1962年为53％，1963～1966年分别为43％、39％、38％和53％，1967～1969年为65％，1970年为75％。1971～1973年，中央对地方实行“定收定支，保证上缴，超收分成，结余留用”的办法。招远县3年分成比例分别为50％、40％、40％。1974～1975年，改为收入按固定比例留成，支出按指标包干，超收另定分成比例，招远县两年固定留成比例都是40％。1976年，财政体制改为“定收定支，收支挂钩，总额分成，一年一定”的办法，招远县分成比例为40％。
1980年，财政体制实行“划分收支，分级包干(分灶吃饭)”的办法。1980年，地方分成比例为62.5%，1981年为73．5％，1982～1985年分别为43．4％、43．2％、42．9％和44．9％。
第二节 财政收入
民国初年，各种附捐、杂捐为县财政主要收入。1930年，招远县岁入经常门附捐50700元，杂捐200元，公款5161元，公产1716元，合计57777元；岁入临时门附捐每丁银一两准加征临时附捐1.20元，年收20280元。两项共岁入78057元(指银元，下同)。1933年，岁入经常门附捐80444元，杂捐1850元，公款2638元，公产908元，合计85840元；岁入临时门公款1880元，公产450元，合计2330元。两项共岁入88170元。1935年，岁入经常门田赋附捐80376元，杂捐1850元，公款3247元，公产744元，合计86217元；岁入临时门田赋附捐3312元，公款1440元，公产450元，合计5202元。两项共岁入91419元。除预算收入外，尚有民团捐、枪枝捐、救国捐、区公所捐等名目繁多的杂税，多数根据田赋正税摊派到农民身上。
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，财政收入根据战争和后方公职人员情况筹集。解放战争时期收入项目大致有：各项税收、罚金、没收款及没收物变价收入、规费收入、犯人饭费、清理财产收入、公产收入(房租)及其它收入。1947～1948年，国民党对胶东发起重点进攻，全县人民节衣缩食，财政集中财力、物力支援战争。1949～1952年，县财政收入主要来源是提取10％的公粮附加和坐商营业税、营利事业所得税、摊贩牌照税等。1953年，县财源增加了屠宰税、牲畜交易税和房契税。1953～1957年，预算内总收入1561万元，其中企业收入占0．83％，工商各税占47．47％，农业税占45．42％，其他收入占6．28%。预算外总收入49．5万元，，其中农业税附加47．5万元，工商税附加1．4万元，渔业自筹0．6万元。1958—1962年，预算内总收入2426万元，其中企业收入占23．70％，工商各税占41．39％，农业税占31．86％，其他收入占3．05％。预算外总收入150．2万元，其中农业税附加107．2万元，工商税附加10．2万元，渔业自筹2．7万元，公房收入2．5万元，其它收入27. 6万元。1963～1965年，预算内总收入1887万元，其中企业收入占16．48％，工商各税占57．87％，农业税占23．53％，其他收入占2．12％。预算外总收入66．5万元，其中农业税附加54万元，工商税附加9．9万元，渔业自筹1．5万元，其它收入1．1万元。1966～1970年，预算内总收入2525万元，其中企业收入占9．98％，工商各税占57．58％，农业税占31．09％，其他收入占1．35％。预算外总收入157．9万元，其中农业税附加118．2万元，工商税附加16．8万元，事业收入5万元，公房收入7．8万元，渔业自筹0．8万元，其它收入9．3万元。1971～1975年，预算内总收入4445万元，其中企业收入占18．13％，工商各税占62．90％，农业税占18．23％，其他收入占0．74％。预算外总收入317．3万元，其中农业税附加121．6万元，工商税附加27．6万元，企业收入82．6万元，事业收入4．2万元，公房收入2．3万元，渔业自筹1．4万元，其它收入77．6万元。1976～1980年，预算内总收入6639万元，其中企业收入占7．35％，工商各税占79．86％，农业税占12．58％，其他收入占0．21％。预算外总收入1145．7万元，其中农业税附加125．2万元，工商税附加54．8万元，企业收入630．4万元，事业收入29．6万元，城市公用附加115．8万元，所得税留成131万元，渔业自筹9．7万元，其它收入49．2万元。1981～1985年，预算内总收入13129万元，其中企业收入占9．73％，工商各税占84．03％，农业税占5．74％，其他占0．50％。预算外总收入1608．2万元，其中农业税附加113万元，工商税附加93万元，企业收入995．3万元，事业收入2．1万元，城市公用附加370．9万元，渔业自筹8．2万元，其它收入25．7万元。
在预算内总收入中，农业税比重逐年下降，由“一五”时期(1953—1957年)的45．42％降为“六五”时期(1981～1985年)的5．74％。其主要原因是，工商业发展较快，税收增加，故而在总收入中农业税的比重相应下降；国家为了鼓励农民增产增收，采取稳定负担，增产不增税的政策，农业税实际负担大为减轻，1952年实际负担率为14％，1985年降为2．1％；计税面积逐年减少，1952年全县计税土地103万亩，1985年降为85万亩。
工商各税收入，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商品流通的扩大，不断开拓新税源，工商各税占预算内总收入的比重，“二五”时期为41．39％，“六五”时期上升到84．03％。
企业收入有升有降，起伏较大。“一五”期间，因地方国营工业企业无几，而国营商业企业利润又不交地方，所以企业收入只占总收入的0．83％。“二五”时期企业下放，其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上升为23．70％。三年调整时期企业上划，企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降为16．48％。此后，由于财政体制政策变化和上下调整企业等原因，尽管企业生产不断发展，利润大幅度增长，但预算内企业收入却未能同步增长。1985年，企业收入只占总收入的8．69％。
第三节 财政支出
民国初期，招远县财政支出的主要项目有：治安、行政、教育、建设、自治、民众团体等。1930年，经常岁出治安费33204元，行政费6608元，教育费10951元，建设费2150元，自治费13500元，民众团体补助费1200元，共计67613元；临时岁出教育费2200元，预备费8289元，共计10489元。“经临”两项共岁出78102元。1935年，经常岁出治安费10680元，行政费9058元，教育费24584元，民团费16470元，自治费9996元，联庄会费，2400元，合作社指导员、度量衡检定员费1360元，雨量气候测站员费360元，农工费1200元，电话、水利等项建设费4140元，共计80248元；临时岁出建设费2150元，抽换电杆费1830元，预备费7191元，共计11171元。“经临”两项共岁出91419元。
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，招远、招北县的财政支出，除解缴上级外，主要用于支援战争，供给后方公职人员，巩固根据地政权。1950年，县财政支出根据政务院“关于统一管理财政收支的决定”实行实报实销。1953～1957年，财政仍属供给型，预算内总支出833万元，其中基本建设费占0．25％，支援农业费占4.43％，文教科学卫生费占35．65％，抚恤和社会救济费占19．69％，行政管理费占39．74%，其他费占0．24％。预算外总支出81．8万元，其中基本建设费3．4万元，支援农业费8．6万元，文教科学卫生费65万元，行政管理费3．2万元，社会救济费0．1万元，其它支出1．5万元。1958～1962年，财政由供给型向建设型转变。预算内总支出2156万元，其中基本建设费占22．56％，支援农业费占17．08％，文教科学卫生费占28．90％，抚恤和社会救济费占10．48％，行政管理费占17．53％，其他费占3．45％。预算外总支出113．7万元，其中基本建设费33．3万元，支援农业费36．4万元，文教科学卫生费22．4万元，行政管理费3．4万元，城市公用支出0．3万元，社会救济费0．5万元，其它支出17．4万元。1963～1965年，预算内总支出926万元，其中基本建设费占1．61％，支援农业费占13．11％，文教科学卫生费41.36％，抚恤和社会救济费占15．77％，行政管理费占21．06％，其他费占7．09％。预算外总支出49．2万元，其中基本建设费22．8万元，支援农业费2．9万元，文教科学卫生费8．8万元，城市公用支出9．7万元，社会救济费0.4万元，其它支出4．6万元。1966～1970年，预算内总支出1706万元，其中基本建设费占1．70％，支援农业费占9．98％，文教科学卫生费占40．50％，抚恤和社会救济费占19．40％，行政管理费占20.46％，其他费占7．96％。由于，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干扰，基本建设处于停顿状态，支援农业生产也受到一定影响。预算外总支出102．2万元，其中基本建设费44．1万元，支援农业费13．2万元，文教科学卫生费20．1万元，行政管理费2．7万元，城市公用支出7．8万元，社会救济费1．3万元，其它支出13万元。1971～1975年，预算内总支出3226万元，其中基本建设费占8．22％，支援农业费占19.13％，文教科学卫生费占34，59％，抚恤和社会救济费占13．21％，行政管理费占15．47％，其他费占9．38％。预算外总支出333．9万元，其中基本建设费141．7万元，支援农业28.4万元，文教科学卫生费106．9万元，行政管理费17．9万元，城市公用支出14．3万元，人防工程费2万元，社会救济费6．7万元，其它支出16万元。1976～1980年，预算内总支出4594万元，其中基本建设费占0．59％，支援农业费占20.78％，文教科学卫生费占38．33％，抚恤和社会救济占12．41％，行政管理费占14.11％，其他费占13．78％。这一时期，城乡经济逐步走向活跃，财政力量不断充实，各方面的投资比较均衡。但基本建设支出占预算内总支出比重很小，原因是财政预算外支出安排了一部分；挖潜、革新和技术改造不列入；简易建筑费列费用开支；一些基本建设投资由企业利润留成自筹解决；经过上级批准的项目由上级拨款或银行贷款。预算外总支出1150．2万元，其中基本建设费637．5万元，支援农业费250．7万元，文教科学卫生费78．8万元，行政管理费50．8万元，城市公用支出102.6万元，社会救济费3万元，人防工程费5.4万元，其它支出21．4万元。
1981～1985年，预算内总支出7773万元，其中基本建设费占0．38％，支援农业费占14．30％，文教科学卫生费占46．38％，抚恤和社会救济费占11．67％，行政管理费占19．49％，其他费占7．78％。对文教、卫生投资逐年增加，在总支出中所占比例一直上升。基本建设投资也是这一时期重点，但投资额只有29．7万元，其原因除与“五五”时期相同外，还因基本建设由拨款改为贷款，不通过地方预算。预算外总支出1569．7万元，其中基本建设费404．9万元，支援农业费112．7万元，文教科学卫生费157．3万元，行政管理费473．3万元，城市公用支出380．5万元，社会救济费5．2万元，其它支出35．8万元。
第四节 政财管理
清末，县钱粮收支、薪俸供给，全归中央统管。民国初期，沿袭旧制。1930年，始建县财政预算，实质上仍属包干性质。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，革命根据地党、政、军、群团的脱产人员，全部实行供给制，无专门的财务管理。
行政事业财务管理 50年代，对行政事业单位经费，在批准计划指标内实报实销。60年代，对部分开支项目实行经费包干。70年代，对公社级公用经费实行定员定额包干，超支不补，节余留用。80年代，在全县行政单位推行行政经费全额大包干。经费标准分为三等：一等每人每年250元(县委办公室，政府办公室)，二等每人每年200元(公安局、检察院、法院)，三等每人每年180元(县委各部委、政府各科局等)。1985年调为一等380元、二等320元、三等280元。对事业单位分为有收益和无收益两种类型分别管理：在有收益单位中一部分实行“事改企”，参照企业管理办法。一部分自收自支、自求平衡，但财政审批收支计划并监督执行；对无收益或收不抵支单位，实行差额补助或全额拨给。
60年代，在县级行政事业单位建立财务辅导互审制度，按归口所属成立财务辅导网，每月开展一次互审辅导活动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该制度被打乱。80年代，对行政事业单位每年进行两次财务大检查，并实行不定期调审制度。大宗开支实行专项审批，跟踪检查。专控商品按权限逐级报批，专项登记控制。
企业财务管理 企业利润监交 1951年，地方国营工业企业实行利润全额上交国库，亏损全额拨补办法。1958年，对县属国营工业企业实行利润留成，20％留给企业发展生产，80％上缴国库，企业提取的固定资产折旧和变价收入，全部上缴国库。1961—1976年，企业所得利润全额上缴国库，亏损仍全额拨补。1979年，对地方国营工业企业实行利润50％缴国家，50％缴县财政的“五五”分成办法。1981年，将企业应缴县财政的利润退还企业，以增强企业活力。1982年，实行企业利润包干，超过核定部分，企业留50％，上缴县财政50％。县财政对国家预算仍执行按企业实际实行利润“五五”分成的办法。1983年，进行第一步利改税，按照前3年的千均利润，大中型企业缴55％所得税，小型企业按8级超额累进率缴纳所得税后，扣除企业按规定留利，缴纳调节税。1984年，第二步利改税，企业分配部分有所增加。
1957年以前，商业企业的利润和折旧金属中央收入。1958年，商业企业(包括基层供销社)实现的利润缴县财政。1964年，饮食服务企业留利30％，其它企业留利3.5％，其余部分按规定比例就地入库。1965～1969年，招远县撤销三级批发站，对商业利润有较大影响。1970年，商业利润改由财政监交，基层供销社由缴所得税改为上缴利润。1973年，基层供销社由缴利改为缴税，其税率为比例税率39％，直至1983年改为8级累进税率。
对工商企业利润监交，除正常的催、查、结、报，保证及时足额入库外，同时追踪资金运用，监督执行政策，并做必要的利润计划调整。对工业企业的利润留成、还款、交库，直接控制到户。对商业，则采取平时控制各户分别交库，年末同主管局集中按系统利润计划结算。
1985年，全县共有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9户，实现利润488．2万元，上缴税金201万元；商业企业(不含基层供销社)68个，实现利润656，2万元，缴纳税金362万元。
财务检查 建国初期，县企业财务检查工作主要是通过月、季、年报进行审计监督。1958年，全县进行过较大规模的财务检查，纠正了部分单位财务管理混乱状况。此后，县组织了企业财务检查网，组织财会人员，分片包干，每月检查一次。1970年，财政局对工商企业进行全面财务检查，帮助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。1981年10月，财政局会同有关部门，检查国营工商企业27个，其中有问题的16个，违纪金额112万元，当年补缴65万元。1983年10月，查出8户工业企业、20户商业企业截留利润2．7万元，多提福利费0．1万元，至1984年春全部追缴入库。1985年10月，以财政、税务、审计为主成立办公室，分工业、商业、交通、社队企业、建材、物资等口，进行税收财务大检查。共检查178户国营、集体企业，查出偷漏税额214．3万元，当年清理入库174．8万元，占81．6％。
清产核资 1962年，第一次对国营工商企业进行清产核资、全面整顿，共查出积压物资91. 6万元，落实各系统损失389万元，相当于是年工商利润的5．7倍。其中削价损失169万元，报废198万元，盘亏17万元，呆帐损失5万元。处理悬案491起，追回货款4．2万元。工业企业核定流动资金14．5万元，周转天数68天。扭转了1958年以来企业经营管理混乱状态。1972年，对工业企业核定了流动资金定额、固定资产需用量、库存物资留用量，对商业企业核定了流动资金定额。1979—1980年，在全县工商企业中全面开展了清产核资工作，并颁发了合格证。1979年9月底，全县国营和集体工业企业，定额流动资金占用额为2339万元，固定资产总值为4591万元，落实财产报废损失124万元，划出多余积压物资382万元，清出多余固定资产220万元。
第五节 债 券
1950年春，招远县开始推销人民胜利折实公债，面额为壹分、拾分、壹佰分、伍佰分4种，年息5厘，公债及还本付息均以实物为计算标准。每分含实物为：大米3公斤，面粉0．75公斤，白细布1．33米，煤炭8公斤。至1951年5月，共推销公债5120分，1955年还本付息结束。
1954年1月，国家发行经济建设公债，面额为壹万元、伍万元、拾万元、伍拾万元、壹佰万元5种，年息4厘(旧人民币)。招远县采取定额分配和自愿认购相结合的办法，1954—1958年，共认购1018321元(新人民币)，1968年还本付息结束。
1981年，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，面额为拾元、壹佰元、壹仟元、壹万元、拾万元5种；1982年为壹元、伍元、拾元、伍拾元、壹佰元、壹仟元6种；1983～1985年为伍元、拾元、伍拾元、壹佰元4种。1981～1984年，单位年息4％，个人年息8％，5年还清。1985年发行的国库券，单位年息5％，个人年息9％，第六年一次还清。1981～1985年，全县共分配国库券740万元，实际完成7475500元，其中集体购买1922800元，占25．7％；干部、职工个人购买2019967元，占27％；农民购买3532733元，占47．3％。
第二章 税 务
第一节 农业税
农业税古称地税、田赋。清雍正年间，将丁银并入地亩征收，称“摊丁入亩”。1845年(道光二十五年)，全县纳税地431376．3亩，实征地丁银16700．9两，平均亩征0．039两。民国初年，田赋基本沿用清末的制度，征收额也基本相同，只是由原征银两、粮食改征银元。1919年，全县实征地丁银36749元，附税3675元，共计40424元。20年代后，连年战争，军需浩繁，田赋正额之外附征项目日渐繁多，附税特捐甚至超过正额数。1930—1936年，全县共征正税473512元，附税542683元，附税为正税的114．6％。
抗日战争时期，日伪占领区实行税银折款办法征收田赋，称为地亩银两税。后伪币贬值，物价飞涨，军政开支主要靠临时摊派。1943年，日伪招远县政府向孙家村一年摊派390多次，最多一天下“条子”24次，全年索款2万余元，粮食4．25万公斤，肥猪50头，鸡鸭200余只。1943年12月22日，日伊军百余人在道头镇住了一天，摊派敲诈百姓粮、油、肉、酒等折款2731．6元，并索要现金1120元。
抗战初期，县革命根据地财粮制度不健全，田赋或按人口，或按地亩征收。1942年，招远县抗日民主政府、招北行署根据产量和收入的多少，实行统一累进税制。 1944年，田赋按地划级征收，一律以各级地平均产量的4％上缴(按当地玉米市价折征代金)。对遭受日伪军破坏严重的地区，抗日民主政府征收根据地田赋数额的三分之一，最多不超过二分之一。1949年9月，公粮、田赋、村教育附加粮等合一征收，全部按地级负担，以每级地产粮5公斤，每15级折一中亩计算，每人扣除10级地后，凡有一级地全年缴粮1．5公斤。
建国后，田赋改称农业税。1950年，实行按常年产量，依率计征到户的办法。招远县每中亩常产为65公斤，每人扣除50公斤粮后，每50公斤征收9公斤，并附征15％的附加粮。1952年，查田定产，核定计税土地，依前3年的正常年景产量评定纳税常产。全县共查定计税土地1034362亩，平均每亩13．088级。1957年，纳税对象转为集体。1958年，实行评产计征的比例税制，并贯彻稳定负担，增产不增税的政策。新的税率较每级地征粮1．5公斤有明显下降。全县实征主粮8600吨，较1957年下降6．4％。1961年，中央批转财政部党组“调整农业税负担的报告”，确定农业税全国平均征税不超过农业实际收入的10％。招远县按常年征收农业实际收入15％的比例一直未变。1983年，停止执行农业税起征点的办法。1985年，将农业税折标准粮的价格由每公斤0．34元调为0．40元，开始征收代金。将过去以集体为单位统一结算，改为以承包户为单位结算，仍依率计征，依法减免。
第二节 契 税
清光绪初年，田、房无论典或卖，都按契价每两征银2分。1904年(光绪三十年)，增至每两征银5分。1909年(宣统元年)，开始分别卖契和典契，卖契税率9％，典契税率6％，附加各费一律废除。民国初年，卖契税率每两征银5分，典契征银3分。1934年，卖契和典契税率最高每两征银分别是6分和3分，契税附加以正税半数为准。
1940年，县抗日民主政府开征契税，税率按房地买价的5％，典契不征税。1942年，招北行署实征契税5895元，1944年，实征95379元(北海币)。1946年，在评定登记土地等级的地区，买卖土地按上中下等级每亩分别征收70元、50元、30元，山岚、草场等特种地，每亩征收30元，乡村房契按该村最高土地等级征税。1947年，招北县实征契税507768元(北海币)。
1950年，契税分买卖、典当、赠予、交换、分析、继承等6项。卖契税率为6％，典契3％。赠予契按时价征6％，由受赠人缴纳。交换契双方价钱相等的不征税，不相等的按超出部分征6％，由出资人交纳。先典后卖之契税，原来所纳之典契税款可与应纳税款相抵，不足部分补缴。分析契和继承契免税，只收契纸工本费。1954年，契税只对个体农民及其它个人购买、承典、受赠的房屋征收。1958年人民公社化，土地不再买卖，契税停征，房屋契税也逐年减少。此后契税时断时续。1962年，恢复征收房产契税，卖契税率仍为6％，典契3％。1973年，单列科目，招远县实征税额38720元。1974年实征税额37362元。1978年8月，停征房产契税。
第三节 工商业税
清末，招远县开征过矿产税、酒税、印花税、屠宰税等税种。民国初年，增加油税。1931年，县内开征的国税有统税、矿税、烟酒税、印花税、营业税。地方各税有屠宰税、营业牌照税、使用牌照税、房捐、筵席及娱乐税。在国家、地方各税之外尚有名目繁多的地方杂捐数十种。是年，全县有采金矿区1069亩，年纳税额1105元。 1936年，县收普通营业税1449元、牙行税1485元、油税2058元、牲畜营业税4730元、屠宰税3870元、烟酒牌照税3762元、当业税200元。
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时期，根据地人民政府征收的税种有货物税、烟酒营业牌照税、战时所得税、迷信品出厂税、牲畜交易税、屠宰税、牙税、工商业税。1942年，招北县各项税收156797元，1946年为1500万元。1948年，招远县各项税收4364．6万元。1949年，招北县各项税收为5810．9万元。
1950年，全国统一税制。招远开征的有货物税、工商业税、印花税、屠宰税、牲畜交易税、车船使用牌照税、利息所得税、营业税等8种。收税实行多种税多次征的复税制。1953年，试行商品流通税，简化货物税，修正工商业税。县内征收的税种与1950年比，增加商品流通税，减少车船使用牌照税。1956年，开征了文化娱乐税。1958年，实行工商税制改革，县内税种有工商统一税、货物税、商品流通税、营业税、工商所得税、印花税、利息所得税、文化娱乐税、牲畜交易税、屠宰税。1959年停征利息所得税。1962年开征集市交易税。1967年停征文化娱乐税。1973年，试行新的工商税制度。税目由108个减为44个，税率由142个减为82个，并取消对中间产品的征税。县内开征的税种有工商税、工商所得税、车船使用牌照税、屠宰税。对国营企业只征工商税，集体企业则征工商税和工商所得税。屠宰税只对个人征收。1983、1984年，全县先后两次对国营企业实行了利改税。1985年，县内征收的税种有产品税、增值税、营业税、建筑税、城市维护建设税、奖金税、工商所得税、牲畜交易税。
第四节 税务管理
清代，税收由县署统一征收、管理、上解。民国时期，县财政科管理税收。
抗日战争时期，县抗日民主政府采取对如实纳税者酌减，偷税漏税者加罚，逾期不缴者加滞纳金，密报检举者有奖的办法。
50年代初期，税收管理权主要集中于中央，县级贯彻执行。1958年，一些地方税种划归地方固定收入，税务管理实行统一领导，分级管理。1960～1973年，随着税制改革，管理权限进一步下放。1984年，乡镇企业的部分减免税权下放到县。
税务部门通过登记、鉴定、辅导、申报、组织税款，及时足额入库。1980年，税务系统实行岗位责任制，征税管理分成30个具体细节，开展业务。
60年代，招远县曾成立过税务检查网，每月自查一次，每季以网为单位进行互查。实行自我检查、自我纠正、自我教育、互相监督。1985年10月，开展税收大检查，共查补偷、漏税214．3万元。
税务部门采取调整税率、减免税款、发放扶持基金等措施，发挥调节生产的职能。1979～1985年，全县共减免税款3295万元，其中新办企业685万元，灾情788万元，新产品试制192万元，产品亏损1630万元。1977—1985年，全县共扶持乡镇企业428户，累计放款604万元，增加了企业活力，培植了税源。全县乡镇村企业工商税收1985年比1977年增长2．8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