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十八编 民情风俗
第一章 风俗习惯
第一节 岁时节日
春节 农历正月初一为春节，俗称过年。建国前，繁文缛节较多，封建迷信严重。腊八过后，择吉日扫灰。腊月二十三日辞灶之后，开始忙年，做大枣饽饽等。二十九日“封门”，贴春联、窗花、过门笺、挂宗谱。三十日晨，供盛饭。下午，上祖坟“送吊子”，请先祖回家过年。门口置“拴马桩”，院内横铺秫秸。晚十时左右，接灶、请神、撒陈(在正间地上撒麦秧)。半夜“发子”，拜先祖，敬诸神，鸣鞭炮。全家自幼至长，依序叩拜，长者受拜后须分压岁钱。然后喝辞岁酒，吃更年饺子。黎明，本族或近邻相互拜年。初一晨，吃“钱饺子”。初三日黎明送神。节间，亲友互相探拜。农村请媳妇、请女婿，共贺新春。建国后，礼节相沿，迷信活动有所废除，80年代又有所复燃。
元霄节 农历正月十五称元霄节，也叫“上元节”、“灯节”。家家用胡萝卜灌蜡油做灯，送至祖坟及院中角落。晚上有放礼花之俗，儿童燃放“解闷”。节间“闹元霄”，耍秧歌、舞龙灯，热闹非凡。
二月二 俗谓小龙抬头。男子多于此日理发。农家炒豆，称“蝎子豆”，意防毒虫。打“五谷囤”(用草木灰撒成几个相套的圆圈，内撒五谷杂粮)，祈求有个好年景。旧有前往土地庙祭土地神之俗，今已废。
清明节 祭扫先人坟墓，添土压纸。建国后，机关、学校等于此日祭扫烈士墓。旧以清明前一日为寒食节，禁火冷食，并有打秋千之俗。
端午节 农历五月五日为端午节，吃粽子和熟鸡蛋。儿童以五彩线系脚脖、手腕。晨“拉露水”，采艾悬于门户之上，以避瘟疫。新媳妇“送端午”，从娘家带粽子分送婆家亲邻。
六月六 旧俗吃炒面，曝衣书。新婿到丈人家“现新”。
七月七 旧称“乞巧节”。招远过此节是七月初六，俗云：“招远人性子急，拿着初六当初七”。节间做“巧饼”，儿童以线穿之，称“穿小果子”。旧时妇女生“巧芽”(以五谷杂粮生芽)，供奉姐姐(织女)，乞求织女赐给巧手。
七月十五 旧称中元节，又为鬼节，挂灯为鬼魂照路。此日晚间，挂宗谱、供先祖、吃饺子。
中秋节 农历八月十五为中秋节，亲友以月饼、烧鸡等礼物馈赠。晚，宴饮赏月，分食月饼。
十月一 农历十月初一为秋祭，上坟添土，拜扫先墓。
冬至 俗称过冬，亦有挂宗谱供先祖之俗。中午吃包子，晚上吃饺子。
腊八 农历腊月初八，俗称腊八，喝“腊八粥”，憋“腊八蒜”。
辞灶 农历腊月二十三日为辞灶，又称过小年。蒸粘糕，供糖瓜，焚烧灶神像。
公历节日 除传统节日外，一些纪念性的公历节日渐为县民接受，但活动范围、深广程度不同。主要有元旦、妇女节、国际劳动节、青年节、儿童节、党的生日、建军节、教师节、国庆节、植树节等。
第二节 人生礼仪
生育 妇女生育，俗称“欢喜了”。产后，丈夫持礼到岳母家“打喜”，岳母家以鸡蛋、芝麻盐等回赠。第三日，喜主将红皮鸡蛋、疙瘩汤分送亲邻。后，亲邻带鸡蛋、小孩衣物等“看欢喜”。择吉日“出行”，抱着婴儿，手拿桃枝、葱、五色布，在院内走一走，然后把桃枝插入街门框上。西北乡生男孩挂旗，上写“长命百岁，志在四方，乳名XX”等。第十二日(也有六日、八日的)，喜主宴请宾客，称“吃大面”。满月后，产妇抱孩子回娘家，归时娘家以礼相赠。小孩出生满一百天，称“过百岁”，宴宾客。
婚姻 清代联姻讲究“六礼”，即纳采、问名、纳吉、纳征、请期、亲迎。民国时期，婚姻礼仪大体沿袭清制，礼节繁琐，铺张浪费。、建国后，婚姻礼仪趋向节简，喜事新办。
通媒 旧时讲究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和门当户对。请人合八字，如无相克，即许亲。建国后，媒人提亲后，男女会面，叫“看人”，又叫“打对面”。“终身大事”的决定权在青年男女自己手中。双方同意后，男方象征性地送点礼物给女方，叫“见面礼”。
递盅、过红 旧时通媒后，双方家长聚饮，互换酒盅，叫“递盅”。男方给女方一块红布，叫“定亲红”。建国后，此俗渐废。“看人”后女方到男方“看家”。
定亲 旧时过红之后，即行下柬礼，也叫定亲，媒人持婚柬、彩礼到女家换柬定亲。建国后，定亲逐渐演变为“打思想”，又叫“侍候客”。女方亲朋至男家，男方宴宾客。70年代兴起大要彩礼之风，至今不衰。
择吉 媳将娶，男方找人看日子，叫“择吉”，相沿至今。建国后，工作人员结婚择日一般在五一节、国庆节、新年等，农村多在腊月。
开脸 娶媳前两天或一天，男方派人到女家送钱、粮、大枣及修饰品，称“上头”或“送粉面”。新娘找人用细线绞去脸上的汗毛，叫“开脸”。
迎娶 新媳迎娶，大宴宾客，亲朋各以钱物相赠，叫“赶人情”。旧时娶前一天或娶日上午，男方派人到女方抬嫁妆。新婚之日，新婿为大，称“小登科”，新郎着官服乘轿迎亲，乐队相随。因招远出过状元，结婚可以打“状元锣”。至女家，新婿拜岳父母。新娘着红乘花轿，起轿后，两送人客骑骡马相随，路上轿不落地，过河时要扔小饽饽。至男家，吹手奏乐，公婆出迎，红毡铺地，伴娘挽着新娘与新婿“拜天地”，入洞房。新娘盘坐炕上，称“坐帐”。接着吃“下马面”。晚上，有闹洞房之俗。寝前新婚夫妇喝合婚酒。翌日，女方家里来人“搬二日”，将新婚夫妇搬到女家住一宿。三日，新妇拜祖先、公婆及本家长辈，称“拜三”，受拜者给新妇赏钱。第六天，邻舍请媳妇，称“叫六日”。建国后，乘轿、雇“吹手”等俗废。婚日，送人客用自行车将新娘送往男家。70年代盛兴拖拉机拉媳妇。80年代有的雇用轿车、吹手。同时，民俗改革深入进行，集体婚礼和旅行结婚逐渐增多。
谢媒 完婚后，婚者送猪肉、猪头等谢媒人，相沿至今。
寿辰 小孩过生日称“长尾巴”，老人过生日叫“寿辰”。生日那天，一般吃面条。富户老人庆寿，亲友送寿帐、寿联、寿屏、寿桃、寿糕等，主人具席款待。老人六十六岁生日，出嫁的女儿要给老人买一刀肉(大小不限)，表示祝贺，故有“六十六，一刀肉”之说。此俗相沿至今。
丧葬 木棺土葬是几千年的旧俗。清末，农村丧礼多是“三日殡”，官僚富绅亦有五至七日大殡。初终，将死者用门板抬至正间停放，儿女穿白服守灵。烧冥资一包，上写死者籍贯、姓名、享年，称“倒头包袱”，然后去土地庙送魂。派人向亲朋“报丧”。同时，到本族墓地择位造墓。第二天，入殓，门上贴两张黄纸，门外架棚，庭院设灵堂，亲朋前来祭吊。傍晚，族人端盘携浆水在前，张幡擎伞人员及诵经道士相随，子女儿孙等素服恸哀行其后，去土地庙焚冥资而祭，俗称“报庙”。第三天凌晨，丧主备纸马一匹，纸人一个，冥资一宗，到土地庙焚烧，称“送盘缠”。上午八时许出殡。族人举棺出宅，外套“大罩”。子女手拄“孝杖”领丧。扶丧人将焚化冥资的灰盆在死者长子头上一顶即摔碎，称“摔灰盆”。途中，亲朋设“路祭”。至墓地，子女下墓穴扫土，然后下棺入穴，填土成坟。葬毕，孝子向亲朋叩谢，叫“谢孝”。殡葬三日后，子女至墓地“圆坟”。戴孝，子女三年，侄一年，堂侄九个月。从已故之日算起，每七天上坟祭吊一次，称“烧七”，共烧七次。遇上阴历逢七，叫“添七”，按死者年龄往坟上插纸旗。五七最为隆重。死后满百天，“烧百日”。每年烧一个周年，三年止。
民国时期，民间葬礼仍沿清制。
抗日战争时期，根据地对丧葬习俗进行改革，丧仪渐简。建国后，丧礼从简，但仍沿袭木棺土葬旧俗。1970年，建立县火化场，逐渐推行火化。骨灰盒仍依俗土葬，上坟烧七等风俗一直残存。但丧葬从简已蔚然成风，送花圈、鲜花正逐渐代替纸马纸库，戴孝也由过去的白服简化成臂戴黑纱。
第三节 生活习俗
服饰 衣裤 清末，男子对襟褂、直裆宽腿裤，外出套长衫马褂。女穿右开襟袄，宽腿裤，扎裤脚。富者，男穿大袍、马褂，女穿元宝领、袖带绣花的宽袖上衣，式样都喜肥。民国初年，衣裤兴瘦，男穿马褂、长衫，女穿高领瘦衣散腿裤，或戴披肩，扎褶裙。
1924年前后，女穿短上衣、青裙，式样兴短，露肘、露膝。30年代，男子穿长衫，女子时兴旗袍，学生穿制服、马裤。男学生开始穿中山装。40年代，男穿长衫及普通短便衣，女穿对襟褂，式样朴素。建国初期，男穿便服、中山服、国防服、学生服，女穿列宁服、对襟袄、大襟袄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青年男女时兴穿军装。70年代末，服装逐渐多式多样，西装盛兴，女子兴穿裙。旧时冬装，一般人家穿棉衣，富者有皮袄，穷人多穿“叉裤”。建国后以棉袄棉裤为主，但式样从对襟改为制服式。70年代青年多穿毛衣绒衣，短身小大衣。70年代末兴穿军大衣。80年代初兴穿皮夹克、面包服、呢大衣。
鞋袜帽 清末民初，一般男子穿纳底布鞋“两道门”，冬天穿木底乾鞑子、绑头(生猪皮做，内楦草)、蒲窝子(用蒲叶编织而成，厚底双层帮)，女穿绣花或割花尖头鞋。男女皆穿纳底布腰袜。男子戴毡帽头、三大扇帽、瓜皮帽，妇女戴盖耳帽。30年代，男穿双脸布鞋，圆口瓦面鞋，戴三开帽，妇女以长围脖包头，中老年妇女戴头“箍儿”，城区出现手摇机织粗线袜。建国初，男穿胶底球鞋、军用鞋，戴制服帽、解放帽，妇女穿揽带鞋，青年妇女围头巾，中老年妇女戴线织“笸箩扣”。各色机织线袜普及城乡，但农村多将线袜加以纳底，比较耐穿。70年代，男女皆穿松紧口鞋、力士鞋、尼龙袜，夏穿凉鞋，冬穿棉轨鞭(胶底布棉帮)，单、棉皮鞋开始出现。80年代，皮鞋遍及城乡，青年妇女多穿高跟鞋。男时兴前进帽，女时兴式样新颖的筒式帽。
发型佩饰 清末，男子蓄发，留长辫，1913年开始剪辫子。姑娘扎独辫子，结婚后“绾簪”，小孩留“娃娃沿”。男子不加佩饰，妇女戴戒指、镯子、耳环等。建国后，男多留平头，姑娘扎两个小辫，婚后留短发，饰物废除。80年代，青年男子多留长发，老年男子留平头、光头，妇女多烫发或留披肩发。妇女又兴戴戒指、耳环、项链，男子中戴戒指者亦多见。
饮食 解放前，一般人家主食高粱饼子、地瓜干。稍好一点的人家用玉米面做饼子。逢年过节才能吃点白面。穷人家多吃野菜及杂粮。解放后，主粮由高粱改为玉米，仍兼食地瓜、地瓜干等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招远多少年来“地瓜、饼子、咸菜梗子”的家常便饭逐渐被白面、大米代替，面食花色主要是馒头、包子、水饺等。
县民有喝稀饭的习惯，主要有玉米面稀饭及大米、小米粥等。
居住 住房结构 招远民间住房，多年来形成了坐北面南，背阴向阳，东西成排，邻里相互接山，一家一户独门独院的格局。建国前，条件好的一般是四合院，正房五间，东西各有三间厢房，南有南屋、过道。一般人家多是三间正房，或有一厢，一边栏圈，栏圈南设厕所。在正间门内设东西两灶，烟通火炕。旧时大部分农户有石磨，多以厢房做磨房。城乡都习惯于睡火炕。
房屋建筑多用石头、土墼、木椽，穷人以草苫顶，以土坯垒院墙。每间按一木格死窗，后演变到木格两页活窗，糊纸。少数富户有青砖瓦房。
建国后，旧房逐年翻新，草房逐渐被瓦房取代，住房结构有所改变。一般人家都除消南屋，盖正房四间，修有门楼厢房、迎门照壁。70年代，开始改厢房为水泥平房，正房逐渐趋向高、宽、亮。80年代建房，前后玻璃窗，水泥地，白灰抹天棚(偏间一般还是纸糊“仰棚”)，内墙刷涂料。许多人家将东两间打通，成一大间，显得宽敞、明亮。富裕村庄出现楼房，多为二层别墅式。
造房习俗 解放前造房，先请阴阳先生“择基”，再择吉日下基。上梁，要择时辰。主任悬挂五色布，绑一双筷子、两棵葱等，以示吉祥。挂柱上贴有“上梁欣逢黄道日，立柱喜遇紫微星”等内容的大红对子。亲朋邻舍送红布相贺，悬于梁、椽上，叫“挂红”。主人按自己祖父母或父母年龄总和做有色的小饽饽(或用糖果代替)，上梁时由木、瓦匠抛撒。上梁日，亲邻都去帮忙，房主大摆宴席招待宾朋及木、瓦匠。建国后，造房习俗无多大变化。
器具 饮食器具 建国前，居民沿用生铁锅、泥碗、粗瓷碗、葫芦瓢、铁勺子、泥盆等。建国后，逐渐出现铝锅、铝制水舀子、铝盆等铝制品，细瓷碗、碟及搪瓷碗、盆、盘等，泥质器具基本消失。
家具 建国前，一般人家有紫红色迎门柜、大衣柜、圈椅、杌凳、长条凳，较富裕的人家有八仙桌、茶几、太师椅等。一般人家，正房北面用土坯垒成桌子，称“北桌子”。建国后，农村大多数仍习惯于用砖垒木门的北桌子为碗橱。吃饭用小饭桌、盘子。80年代，城乡都时兴新式家具，如大立柜、高低柜、写字台、五斗橱、沙发、圆桌等，个别置组合柜，其色多为桔黄色及木质本色。
第四节 信仰、禁忌
禁忌 旧俗忌在太岁方向动土盖房。大门忌冲沟。院沟忌冲门。房子忌冲路。上梁忌火日。建房忌四面是道。
新婚七日新媳妇忌空房。孕妇忌见死尸，忌探望产妇，忌到产妇炕上坐，忌在娘家生孩子。婴儿出生一个月内，忌动土除粪，忌动乱七八糟的东西
过春节，忌说不吉利字眼。忌叫小孩乳名，怕冒犯祖先名讳。初一忌扫地、打水、借钱、放鸡、打骂孩子。出嫁的闺女忌踏娘家“陈”，正月十五忌看娘家灯。正月小孩忌剃头，家有孝者忌拜年。
吃饭，忌把筷子横搁在碗上，忌翻扣碗、酒杯等。忌把壶嘴、勺子指向客人，给人倒水添茶忌反手。宴席上忌翻鱼，有人未吃完饭，忌收拾碗筷、催饭。饮酒忌给青年人喝瓶底。忌下午探望病人。家有客人忌扫地。
每月初五、十四、二十三为月忌，不能出行。
人到百岁，忌说一百岁，仍说九十九。还有“冬(至)不推(推磨)，腊(八)不压(压碾)，大年五更不说话”之禁。
渔民晒网，忌女人从上面走。“三月三，九月九，神仙不在江边走”，此两日忌出海。船翻过来不能说“翻”，叫“搬”过来、“滑过来”。出海不说远、近，叫高、低。
祭祀 祭祖，除春节外，主要在清明节和农历十月初一日进行春、秋两祭。
建国前，招远有庙宇100多座，每个庙都有自己的庙日，比较大的庙一般一年一次庙会。每逢庙日庙会，群众到庙上烧香还愿，祭神求平安。比较大的庙会有黄山庵、杜家庙、招城老母庙、大里庙、金华山庙、端午庙等。建国后，庙宇拆除。
建国前，沿海村庄，多在海滩上修海神娘娘庙。每逢四月十八，渔民到庙里烧香上供，祈求海神保佑。新船下水，要到海边烧纸祭鬼神。建国后，此俗废。
预兆 旧俗，正月初一至初十，每日主一物(一鸡二狗，三猫四兔，猪五羊六，七人八谷，九果十菜)，是日天气好坏，兆一年中所主之物丰歉。初八日为小庄稼会，天气晴阴，兆主粮丰歉。十二日为大庄稼会，天气晴阴，兆五谷杂粮丰歉。正月二十一为麦子生日，此日晴阴兆小麦丰歉。
相信迷信的人，对做的梦认为是预兆，说梦是反的，梦见棺材是喜事。还有“牛是奸臣，驴是鬼，梦见骡子出大殡”之说。眼皮跳也主凶吉，“左眼跳财，右眼跳坏”。看见喜蛛则“早报喜，夜报财，不早不晚有客来”。还有炊帚掉进锅里、吃饭咬筷子、灯花跳、喜鹊叫，都兆有客来。
迷信治病 旧时人们讲究迷信，加之医学不发达，乡村就医难，所以有病多请巫医，通过许愿、驱鬼等方法治病。有的有病求“菩萨”、“仙家”，云某地有什么常老爷、黄姑娘等，人们去烧香求药，取神水。30年代，大宋家村东坟地有“老白”，40年代末，又出现了“天喜”。毕郭镇有个黄湾，很多人去求神药，害人不浅。建国后，人们多不信此道，但患病拜神求鬼现象仍未绝迹。70年代末，传某地有一“黑驴”，其尿可治癌症，不少人虔诚相求，上当受骗。
另有“叫魂”、“冲喜”等迷信治病方法。
占卜 旧时，人们缺乏科学知识，遇有疑难之事，便找人间卜。解放前，专门以打卦算命为业的神汉神婆很多。主要流行的有六爻卦、抽书、相面、扶乩、批八字等。从业者主要为盲人。建国后，占卜活动被取缔，但算命等迷信活动仍未绝迹，特别是姑娘找婆家，要算算找哪个方向的，能否合得来等。80年代，各种封建迷信有所抬头，打卦算命、看宅基等屡禁不止。
祈雨 旧时，久旱不雨，村民便请道士念经烧香，供神，全疃村民虔诚叩拜祈雨。若碰巧下了雨，便唱大戏还愿。建国初期，小孩们还会唱：“老天爷爷不下雨，大枣饽饽供养你”。后经破除迷信，此俗废。80年代初，封建迷信有所抬头，求雨之俗再度出现。
旧时还有打旱魃(俗称旱古董)求雨的活动。久旱不雨，便以为某处有屈死鬼作怪，集合民众前去扒坟，打死尸。还有挖龙潭求雨的活动。
第五节 行业风俗
手工业风俗 招远手工业主要有木匠、瓦匠、石匠、铁匠、编匠、画匠及扎纸艺人，以木、瓦匠为最多。匠人大多走村串乡，流动作业，干到哪里吃到哪里。建国前，匠人收徒，多经熟人或亲友介绍，一个匠人最多带两个徒弟。徒弟一般白吃白干，一二年后可以拿一部分工资或赏钱。学徒期大都三年。师傅对徒弟要求甚严，徒弟对师傅必须尊重，一日为师，终生为父。匠人大多五六个人一伙，外出包活。瓦匠每帮由掌尺、贴尺、吃劳件的、学徒的四种人组成。外出干活时，学徒要绝对服从指挥，埋头干活，不得多说话。吃饭时，师傅不伸筷，学徒不准动；师傅吃饱了，徒弟也必须放下碗筷。建国后，此俗渐废。70年代末，民间木、瓦匠多组成小型建筑队，自带大小工，论活承包。
商业风俗 店铺开张 旧时店铺开张，要择吉日。店铺装璜一新，贴上“生意兴隆通四海，财源茂盛达三江”等内容的对联。供奉财神，把算盘放在财神像前，兆“招财进宝”。届时，鞭炮齐鸣，亲友及友店赠送喜匾、喜帐。建国后，店铺开张仍保留鸣鞭炮庆贺的习惯，其余旧俗不存。80年代，规模较大的商店开张，场面亦非常隆重，多举行剪彩活动。
买卖契约 旧时买卖田舍或其它价格较高商品，需立契约。契约由卖主立，上书：立卖契人XXX，情愿将某物卖与XXX名下，永远为业，价格XX，空口无凭，立约为证。立约人XXX、XXX，中间人XXX、XXX。X年X月X日。大型买卖一般都要找保人，立约后，买主具席款待保人等。
商店生意 建国前，商店多挂“货真价实，童叟无欺”的招牌。讲究“言不二价，和气生财”。实际上是“虚而实，实而虚”，卖的是一张嘴，货卖一张皮。商店掌柜的可以随便雇用和解雇伙计，对伙计要求甚严。在柜台里不准坐，不准伏，不准戴帽子，一律穿大褂。小伙计还要给掌柜的铺床、提尿壶等。学徒者一般没有工资，只是到了年节，掌柜开宝分点赏钱。建国后，摒弃旧商业陈规陋习，讲究真正的“货真价实，明码标价”提倡“百问不烦，百拿不厌”。60年代后，由于“文化大革命”干扰和长期“大锅饭”，服务态度较差。70年代末，随着改革开放和精神文明建设，服务态度大有改善。
饮食服务 旧时饭店由掌柜、灶上、墩上、堂倌等组成，堂倌分堂头、跑堂。徒工地位低下，一二年后才能上墩。饭店开张时，堂头负责接客，有客来即喊“接客——”，里面跑堂的喊：“请——”，随即给客人摆座奉茶，上菜。客人吃完饭后，还要付给跑堂的小费，称“小柜”。每年三月节、五月节、八月节三次分红。堂头独得一半，其余按等分给伙计。饭店表面服务态度好，但实际上是“看人下菜碟”，掺假重利，盘剥严重。建国后，取消跑堂的和赊帐的做法，多数饭店设取饭口，由顾客自己端饭取菜。70年代末，个体饮食业纷起，又恢复送菜送饭到桌的老传统。80年代初，包餐、包席大兴，多为公款吃请或亲朋间相聚，间有结婚等喜事宴宾者。
第六节 称 谓
曾祖父称老爷爷，曾祖母称老奶奶。祖父称爷爷、老爹，祖母称奶奶、老母、耄耄。父亲称爹爹、爸，母亲称娘、妈母。外祖父称姥爷，外祖母称姥姥、姨壤。岳父、岳母称呼同妻，对外称丈人、丈母。公婆称呼同夫，对外称公公、婆婆。伯父称大爷、大爹，伯母称大母、大娘、大妈。叔父称叔叔、小爹，叔母称婶子、小娘。姑母称姑姑，姑丈称姑夫。舅父称舅舅、姬舅，舅母称舅母、妗子。姨母称姨姨，姨丈称姨夫。
兄称哥哥，兄妻称嫂子。弟称弟弟，对外称兄弟、伙计。弟妻称妹，对外称弟媳。姐称姐姐，姐丈称姐夫、哥。妹称妹妹，妹丈称妹夫、弟。丈夫称当家的、掌柜的、外头的、上山的，妻称家里的、做饭的。夫兄称哥，对外称大伯。夫弟称弟，对外称小叔子。妯娌称嫂、妹，对外称妯娌。夫姐称姐姐，对外称大姑子。夫妹称妹，对外称小姑子。内兄称哥，对外称大舅子。内兄妻称嫂子，对外称舅媳妇。内弟称弟，对外称小舅子。内弟妻称妹，对外称舅媳妇。内姐称姐姐，对外称大姨子。内妹称妹妹，对外称小姨子。襟兄弟称哥、弟，对外称连襟。叔伯的子女称哥、弟、姐、妹，对外称叔伯弟兄或叔伯姊妹。姑、舅的子女称哥、弟、姐、妹，对外称姑舅弟兄、姑舅姊妹。姨姨的子女称哥、弟、姐、妹，对外称两姨弟兄、两姨姊妹。
父方友人称大爷、叔叔等，母方友人称姨姨等。
生人相见，旧时称先生。抗日战争时期，开始称同志，现有称师傅者。对长者称大爷、大母，小孩称男女青年分别为叔叔、阿姨。
第七节 陋习
婚姻弊端 旧时婚姻存在着许多弊端：有的穷人无力抚养子女，央媒说合，将幼女送婆家抚养，叫“童养媳”；父母包办婚姻，娃娃亲现象比较普遍；崇尚“早养儿早得济”，早婚之风盛行，一般在十五六岁；富人可以纳妾，丈夫可以休妻，妇女不准改嫁；联姻喜欢“亲上加亲”，近亲结婚、换亲，造成许多恶果；还有男女少亡，父母为其结“鬼亲”，将女方尸骨起到男方合葬；妇女被当作商品买卖，女方大要彩礼，不少穷人说不起媳妇“打光棍”。建国后，以上婚姻弊端大部绝迹，但变相买卖婚姻，大要彩礼的风气仍存，有的地方甚至愈演愈烈。
聚赌 旧时赌博之风盛兴，有的地方常年设赌局。赌博的种类有拾薄、掷色于、押宝、推牌九、打麻将、看纸牌、压，会等，其中尤以压会和推牌九为盛。压会是大型赌博，睹博者全部精力用在猜会名上，叫“求红”。农历正月，官不禁赌，其余时间也是明禁暗不禁。官府一边抓赌，一边自赌。建国后，政府严禁赌博，违者以法制裁，此风基本刹住。80年代，赌风又兴。
缠足 妇女缠早，清代非常普遍。女孩到五六岁，即将脚趾用裹脚布缠紧，使其变形固定为“三寸金莲”，给妇女肉体和精神上带来很大痛苦。1929年，招远县成立了妇女协会，提倡男女平等，劝告放足。30年代中期，幼女缠足现象根除。
吸毒 解放前，豪绅富人等吸毒较普遍，城镇大都开有鸦片烟馆，仅道头一个村，就有5处。建国后，吸毒现象绝迹。
第二章 道德风尚
招远，古齐之地，礼仪之邦，文明之乡。旧《招远县志》载：“其俗敦庞而淳朴。”以招城为界，可划分为南北两大风俗区域，习俗略有差异。南乡人耿直犷达，北乡人文明开化。热情好客，真诚待人，助人为乐，见义勇为，尊老爱幼为招远人的传统美德。民间很早就有喜会、哥老会、当会等组织，遇有婚丧嫁娶，打墙造屋，邻里之间从劳力和经济上互相帮助，相沿成习。
建国后，招远人的传统美德得以发扬光大。家庭中，剔除旧礼教和封建道德观念，逐渐形成尊老爱幼、尊婆爱媳、互相体贴、团结和睦的新家风。社会上，大力提倡尊老爱幼、助人为乐、舍己救人等共产主义道德风尚，社会风气空前良好。1963年，毛主席发出“向雷锋同志学习”的号召后，招远人民积极响应，助人为乐、拾金不昧等蔚然成风，好人好事层出不穷。1964年，县人民医院为解决吃水困难，在院内打井。5月28日，县医院电工杨顺臣和石城夼村农民孙洪江在13米深的井下作业，因缺氧窒息。外科护士崔殿英、文书徐金英、骨科医师李焕召奋不顾身，先后下井救人，崔殿英、徐金英窒息身亡，李焕召中毒后被拉上井口救活。在没有防护用具的情况下，内科医师冯国章用蘸醋的毛巾捂住嘴、鼻子，
下井救人牺牲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广大职工不顾个人安危，纷纷要求下井救人。副县长阎善本闻讯赶来，一边坚决制止职工下井，一边派人借来防护用具，终于将井下牺牲的5名同志拉上井口。后，农民孙洪江和舍己救人的崔殿英、徐金英、冯国章被批准为革命烈士。
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社会治安秩序遭受严重破坏，社会风气有所败坏。1978年后，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，社会风气逐渐得到改善。1983年，在开展学习张海迪活动中，毕郭镇700名团员、青年组成270个义务服务队、帮耕队，为群众做好事。县人民医院护士长王淑芹先后两次为素不相识的病员献血，被中共招远县委授予“模范共产党员”称号。家庭中团结和睦的新家风得到恢复和发展。1983年，全县4户农民被全国妇联授予“五好家庭”称号。1985年，全县评出“五好家庭"52627户，评出好妈妈、好婆婆、好媳妇、好妯娌、好嫂子、好小姑、好妻子、好丈夫共4669人。
另一方面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，一部分人经不起考验，出现拉关系、走后门、请客送礼等不正之风，党和政府正着力解决。
第三章 宗教
第一节 基督教
清光绪年间，基督教传入夏甸、毕郭、南院庄一带，属黄县“浸信会”(美国教会)领导。1895年，美国基督教牧师海查利出款，在上庄村建起全县第一座基督教堂，名曰“福音堂”。1919年，招远有基督教堂5处，教徒568人。1921年，美国驻黄县基督教牧师牛顿出资，在招远北关东村建起1座“浸信会堂”，由北关东温缙牧师为主传教。1928年，李士娘牧师到西疃补庄村传教，同时雇用1名女教师，办起1处学校，招收女学生十五六人。1930年，龙口耶稣教会拨款，在招远县蔡家村建教堂5间，办起“蔡家基本学校”，平日作为学生教室，礼拜天为教堂。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初，为招远基督教活动鼎盛时期，教徒主要分布在南半部。1939年日军侵招后，美国牧师不再来招远传教，但教徒们活动仍很活跃。
1946年土地改革以后，县内教堂全部停办，或改为学校，或改为会场，部分教徒仍坚持活动。1954年，县内仍有教徒200余人，其中传教士2名。1966年初，县人委召开宗教信徒会议，令教徒填写退教登记表，此后，教徒停止活动，但仍恪守信条。1975年，全县仍有189名教徒。1983年，县委统战部按照党的政策，落实了3处、33间被占教堂的房产权。1984年，县政府决定，开放金家沟村教堂，为基督教活动点。教徒分为5个组，分别在金家沟、观上陈家、东杨家庄、潘王家、北关东5个活动点活动。每年复活节、圣诞节，教徒集中到金家沟教堂，讲经、诵诗、圣餐。1984年11月9日，召开全县基督教徒会议，选举成立招远县基督教“三自”(自治、自传、自养)爱国运动委员会，设委员7人。1985年7月20日，在金家沟教堂举行受洗礼，发展教徒15人。年底，全县有教徒198人，最大的87岁，最小的36岁。
第二节 天主教
1910年，德国天主教神甫傅尔博来招远小许家一带传教。1912年，傅尔博每月到东高家庄传教一次，教徒主要分布在东高家庄、大疃、南院庄、东李格庄，共30人左右。1915年，傅尔博出款，在东高家庄修建天主教堂，使用面积243．6平方米。到1919年，全县有天主教徒998人。因傅尔博勾结官府，欺压百姓，1922年被撵出东高家庄，天主教在招远一时停止活动。
1924年，另一名德国神甫到东高家庄，增建教堂4间，重整教业，发展教徒。1927年，德国神甫又离开招远，招远天主教从此停止活动。
第三节 道 教
旧《招远县志》载：“罗山最高峰有小洞，叠石为之，相传先生(丘处机)修炼之处，其洞自元至今，数百余年，不烦补砌，完好如故。”后，道士班全真修炼于此，传其成仙，后人名其洞曰班仙洞，建祠山巅，名曰日觉观。1919年，招远有道院53处，道士人数不详。1945年后，道士全部还俗，道教活动停止。
第四章 人民生活
第一节 农民生活
解放前，招远农民遭受地主剥削，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生活。曾流传着这样的歌谣：“东西观村三样多，抗活、讨饭、没老婆。松树成了光杆子，冬天炕上没被窝。穷人苦度黄连日，汗水泪水流成河。”1942年，在解放区实行减租减息，农民生活略有改善。1945年，全县有80776户，其中贫雇农40431户，中农37001户，富农2095户，地主北49户。全县每人平均口粮206．5公斤，其中贫雇农100公斤，中农231公斤，富农787公斤，地主1288．5公斤，贫富相差悬殊。全县逃荒要饭的14546户，卖儿鬻女的1159户，扛长活的23135人。
解放后，农民有了土地，生活逐步得到改善。1956年，农民人均口粮224．5公斤，分配46元，自营收入35元。农民口粮以地瓜、玉米为主。1959一]961年，因“左”倾错误指导和自然灾害，农民生活再次陷入贫困。1960年，农民每人平均口粮：97．5公斤，分配64元，自营收入23元，农民只好用瓜、菜充饥。1965年，农民生活基本恢复正常，每人平均口粮207．15公斤，分配105元，自营收入37元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农民生活提高缓慢。到1977年，农民每人平均口粮247．7公斤，分配105元，自营收入50元。1978年后，随着改革开放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，农民生活显著提高。80年代，小麦、大米、玉米已成为农民主粮，收入显著增加。1985年，全县农村经济总收入达56641万元，每人平均生产性纯收入475元，自营收入123元。全县有35个村每人平均生产性纯收入达700元以上，其中7个村突破1000元，最高的城西宋家村达1363元。
建国前，农村住房多为草屋。1949年，全县农村每人平均占有住房面积9．16平方米。建国后，草房逐年翻新为青砖瓦房，但发展速度缓慢，至1965年，全县每人平均仅占有住房面积10．8平方米。1970年后，农村建房发展较快。到1977年，农村每人平均住房面积12．38平方米。1978年后，农村住宅建设高速发展，建房标准日趋提高，逐渐出现楼房。1985年，全县农村住宅面积达937．5万平方米，每人平均占有19．15平方米。城西宋家村从1983年统一规划建楼房，到1985年，全村51户农民住上小楼，占总户数的91％。
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，农民消费水平较低，主要靠卖鸡蛋钱购买油盐酱醋，蔬菜多靠自种，逢年过节才能添置新衣。80年代初，农民消费水平显著提高。1983年，每人平均生活消费支出303．4元，其中用以购买食品165．3元，衣着41．5元，日用品31．2元，书报杂志0。6元，医药卫生用品1.5元，住房57．8元，燃料0．5元，文化生活服务支出5元。1985年，每人平均消费支出达423．4元，其中用以购买食品212．4元，衣着65．2元，日用品33．9元，文化娱乐用品14．3元，书报杂志0．9元，医药卫生用品5．2元，住房73．4元，燃料10．2元，文化生活服务支出7．9元。
1985年，每百户农民中拥有自行车152辆，缝纫机71台，钟表307只(其中手表196只)，电风扇4台，收音机94台，电视机14台(其中彩电2台)，收录机4台，照相机1架，大型家具244件。全县农民拥有电冰箱254台，摩托车2474辆，洗衣机1328台。
全县农民存款始于1954年，余额为6万元。1965年增至440万元。1966～1978年，增长缓慢，时起时落，1978年为1942万元。80年代农民存款骤增，1985年达15116万元，每人平均308.69元。
第二节 职工生活
建国前，职工主要是雇用工人，不脱离农村，生活水平和农民相差不大。金矿雇工在艰苦的条件下每天工作14小时左右，收入极其微薄。日军侵招后，物价波动厉害，工人生活更加贫困。1942年，抗日民主政府开展提高雇工工资斗争，规定雇工年工资不得低于通粮250公斤，雇工生活水平略有提高。
建国后，就业人数逐年增加，工人工资不断提高。1949年，职工平均月工资25元，1960年35元，1976年44元，1980年78元，1985年达到94元。由于就业人数增多，每个职工直接赡养人口逐渐下降，60年代每名职工平均赡养3人，1985年下降到1．8人，职工实际生活水平有明显提高。
建国后，县委、县政府积极兴办职工福利事业，办食堂，建宿舍，实行公费医疗。1950年开始建设职工家属宿舍。至1977年，城镇住宅建筑面积19200平方米，其中楼房2000平方米。1978年后，城镇住宅建设向楼房发展，建设速度加快。到1985年，全县城镇住宅面积29．5万平方米，其中楼房20.8万平方米。
职工消费水平不断提高。80年代，彩电、电风扇、收录机、电冰箱、组合家具等高档耐用消费品已为多数职工家庭拥有。1985年，全县非农业人口5．67万人，购买消费品支出总额3107万元，每人平均548元；文化生活服务支出204万元，每人平均36元；其他货币支出66万元，每人平均11. 6元。
随着职工收入增多，城镇储蓄余额逐年上升。1951年5万元，1965年113万元。1967年后每人平均储蓄额下降，1974年后又逐年回升，1985年储蓄余额912万元，比1978年增长了6．7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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